日本“恶之花”的形成——邪恶的种子

Writer： admin Time：2023-05-14 Browse：149

　　大家好，上一期我们讲了日本明治时期，日本确立“国权主义”、强调“忠君爱国”，鼓吹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、宣扬“国粹”优越性，日本社会虚妄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被激发出来，民权思想遭到打压，军国主义的畸形土壤已经形成。

　　坦率的讲，明治维新的确使日本全方位崛起，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，日本进入世界强国行列，日本社会空前的自负，让他们感觉政府诚不欺我，理性的声音被完全湮没，所有反对天皇制和国权主义的声音都会遭到打击。

　　日本大正天皇登基没多久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灾难，成为了日本人宣传的“天佑大和”。

　　乘着西方列强被牵制在欧洲，日本对中国秀出了它的“肌肉”，日本威逼袁世凯接受了“二十一条”，又武力占领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。

　　一战使日本的经济飞速增长。1914年日本的出口额还不到12亿日元，1919年的出口额已猛增到43亿日元；1912年的黄金储备只有3.5亿日元，1919年时已达到20亿日元；日本从战前一个12亿日元的债务国，成为了一个28亿日元的债权国；大量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，日本成为一个工业强国。

　　志得意满的日本人开始吹嘘“亚洲门罗主义”，他们声称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，而日本应该成为亚洲的领导者和指导者。他们试图将西方列强势力排除出亚洲，从而独占亚洲。

　　一战结束后，美国推动全球化和多边主义，建立“华盛顿体系”，签订《九国公约》，推崇以经济手段获利，反对以军事威胁外交；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行政完整；中国“门户开放”,各国机会均等。

　　20年代美国迎来产业革命，形成了“柯立芝繁荣”。而日本经济搭上柯立芝繁荣的便车，巩固了它在国际贸易中亚太枢纽的地位。

　　经济的腾飞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，为了保持市场竞争优势，企业不断压低工人工资待遇，社会贫富差距增大，普通老百姓生活负担加重，人们对财阀垄断经济表现出了不满；新兴中产阶级则渴望获得更多政治权利，他们开始了对政治制度的抨击。

　　这些社会矛盾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注意，他们一方面进行局部的政治改良，一方面有限地增进社会福利；他们一面强化宣传“忠君爱国”，以瓦解国内的民权主义。一方面树立外部敌人，以加强民众的凝聚力。

　　他们向民众宣传日本正迅速壮大崛起，而“米英鬼畜”恐惧日本的强大和崛起，不惜一切代价围堵遏制日本；《九国公约》是米英偏袒中国遏制日本的陷阱；美英在亚洲拉拢中国等周边国家对日本形成战略包围圈。

　　这些思想被大多数人、特别是年青学生所认同，他们认为，凡是赞同融入国际体系，主张按照国际规则进行协调外交、裁军的政治家都是投靠美英的卖国贼；凡是主张西方的民权、民主自由的日本人也都是美英走狗。

　　在他们看来，日本国内的种种乱象，就是因为卖国贼、走狗勾结美英敌国遏制日本的结果。

　　在日本政府舆论的引导下，民众从盲目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，开始向极端仇外转变。

　　在此期间，日本民间出现了以北一辉和大川周明为代表的法西斯理论大V，北一辉鼓吹武力外交是日本崛起的标志；践踏国际体系是强者的自然权利；国际条约就是用来撕毁的；英国是富豪、苏联是地主，而日本应该以正义的名义对他们开战，夺取世界霸权地位。

　　大川周明则是继承和发扬了“日本优越”论。他强调日本民族“统一的意志”、“支配的意志”、“优越的意志”，具备实现“日本优越”的意志力。他强调日本民族的高贵、优越，日本应该在亚洲处于指导地位，由日本构建大东亚秩序，实现大亚细亚主义，而为了实现这一切必需使用武力。他同时强调，随着日本的扩张，与美英的战争不可避免。

　　日本军队内也出现了以陆军青年军官为主的军国主义者，他们以永田铁山、冈村宁次、东条英机等为主，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成套理论的，是直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。

　　石原声称，西洋文明的中心已转到美国，美国是白人文明的代表。而东方文明的中心正是日本，日本人是“黄人代表”。石原认为，日本和美国将分别代表东西方文明，率其各自所能动用的资源进行大决战。他要求东方各国要体会日本作为黄人代表的苦心，“日本国体的大精神终将贯彻于世界全人类，以日本天皇为中心的和平时代必将到来”。他强调其结果将决定“天皇作为世界的天皇呢，还是美国的大总统来统治世界”，所以必须动员全部人力物力打这场战争，“纵有全世界的压逼也不需要害怕”。

　　由此，军国主义思潮开始在日本全国蔓延。军国主义这颗邪恶的种子，被他们在这块畸形的土地上种下。

　　日本右翼势力怎样把这颗种子培养成“邪恶之花”？他们对和平主义者展开了怎样的屠杀？